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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贵州体彩网
                                                            发稿时间:2020-08-13 08:49:07

                                                            然而,“二战”之后在一系列事件的冲击下,新政联盟生出裂隙,逐渐瓦解。经过几十年的重组,今天的民主党,已经变成了一个“社会群体的联盟”(a social group coalition),喜欢出台针对特定社会群体(如少数族裔、LGBT、女性)的优惠政策,以修正各种形式的歧视和不平等。而共和党则更像是一场“意识形态运动”(an ideological movement),喜欢诉诸自由放任、反对大政府等统一的、抽象的意识形态,其选民基础更同质化——白人、男性、基督徒、中老年人的比例要高很多。但无论如何,短期内,两党都很难建立起对另一方的压倒性优势,任何一党都无法长期主导政治议程,美国政治的极化预计仍将持续下去。

                                                            资料图:黎智英(港媒)

                                                            一位女发言人在周二(11日)的一份声明中说,该地区预期在学校重新开放之前,“学生和教职员工之间可能会进行积极测试”。该发言人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建立一个系统来快速联系跟踪、强制隔离,通知父母并向整个社区报告病例和隔离的原因。我们毫不犹豫地隔离了那些可能接触到确诊的人员的学生和职员。”

                                                            海外网8月12日电 美国佐治亚州北部学区的学校重新开放后仅7日,该学区内800多名学生和教职员工就被告知要隔离。该州州长却称对全州的学校重新开放“感到满意”,此举引发家长和学生们的普遍担忧。

                                                            美国宪法学家布鲁斯·阿克曼也有类似观察,他认为总统依据紧急状态,绕开法定程序,主张来自人民的直接授权的“紧急状态政府”,日益危及宪法原则。而总统所说的“紧急状态”,一大来源就是战争。长期以来,总统都在主张战争时期的单边行动权力。比如林肯在美国内战时中止了人身保护令状。但在最初的一个半世纪内,这只是一种例外状态而不是常态。战争终究会结束,政治也终究会重返常态。

                                                            在愈发严重的极化政治的背景下应对新冠疫情,特朗普采取的另一个策略是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并将新冠疫情比作“二战”,试图将自己打造成“战时总统”,从而绕开常规状态下的各种法律约束,解封更多权力。

                                                            卡罗瑟斯提供了另一种分析。他认为,美国的国会和总统选举实行简单多数制,即得票最多者即便不超过半数也能在选举中获胜,导致更温和的第三党很难兴起。而且,两党制也排除了议会制下组成更具包容性的执政联盟的可能性。

                                                            不过,美国的人口结构正在发生有利于民主党的变化。政论作家以斯拉·克莱恩在《我们因何极化》一书中指出,2013年是一个临界点。那一年,1岁以下的新生婴儿中,白人婴儿的比例已经低于50%。而且白人人口老龄化,平均年龄大大超过拉丁裔、黑人、亚裔等族裔。他认为,人口结构的变化,往往要经过十多年才会传导到政治权力中。按照这一逻辑,就算2016年特朗普输掉大选,大约到2024年前后迟早也会出现另一个特朗普。特朗普和共和党代表了绝望的白人最后的挣扎,如果他们现在不赢,以后他们成了少数,就再也没机会赢了。

                                                            自从杜鲁门把美国带入朝鲜的“警察行动”以后,总统已经得到了未经国会同意而将这个国家再次带入战争的权力。同时,白宫总是将战争隐喻扩展到其他事务上——反贫穷战争、反犯罪战争、反毒品战争和反恐战争等。这些隐喻让总统延续了作为军事统帅的神秘性,得以在紧急状态时主张单边行动的权力。经过一连串缺乏反思的战争隐喻,总统已经从国会那里赢得了概括性的法律权力,宣布紧急状态并采取单边行动应对各种危机。总统们积极运用这些权力,反复签发总统令,以探索总统法定权力的模糊边界。长年的实践积累了大量先例,为总统紧急权力的常规化提供了基础。

                                                            有趣的是,正是由于美国两党及其背后的选民难以在国内议题上达成共识,于是全球化以及从全球化当中受益的中国就成为他们转嫁危机的替罪羊。两党都将美国工人收入增长缓慢、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归咎于跨国公司的产业外包,归咎于中国商品对美国产业的冲击以及中国的“技术盗窃”“不公平贸易行为”等。美国内部政治的极化和对华政策的极端化,是美国对内和对外政治中的两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可以说,维护美国的领导地位、指责和压制中国,成为美国两党精英的黏合剂,成为美国新的“政治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