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快三

                                                天津快三

                                                来源:天津快三
                                                发稿时间:2020-08-12 13:22:17

                                                我们今天看到的美国两党极化和对峙的局面,其实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民主党打造的强大的“新政联盟”(New Deal coalition)瓦解的产物。小罗斯福领导美国度过了大萧条、打赢了“二战”。这一切的政治基础,是他在四届总统任内,打造并维持了一个强大的新政联盟,它汇集了五花八门,甚至在某些方面存在利益冲突的社会群体,比如南部的白人种族主义者和黑人等少数族群、农村的清教徒和城市的天主教徒、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传统的保守主义者,以及工人、小农场主等群体。

                                                卡罗瑟斯提供了另一种分析。他认为,美国的国会和总统选举实行简单多数制,即得票最多者即便不超过半数也能在选举中获胜,导致更温和的第三党很难兴起。而且,两党制也排除了议会制下组成更具包容性的执政联盟的可能性。

                                                现在,同样的情形又在特朗普身上重演。2018年中期选举之后,虽然共和党仍然控制着白宫和参议院,但众议院却落入民主党手里。两党不管哪一方试图通过某项法案,都会面临另一方的掣肘,“否决政治”盛行,于是关乎国计民生的经济、移民、控枪、医改等重大立法迟迟无法推进。这种状况迫使特朗普频繁颁布总统行政令,绕过国会民主党人的掣肘。

                                                然而,“二战”之后在一系列事件的冲击下,新政联盟生出裂隙,逐渐瓦解。经过几十年的重组,今天的民主党,已经变成了一个“社会群体的联盟”(a social group coalition),喜欢出台针对特定社会群体(如少数族裔、LGBT、女性)的优惠政策,以修正各种形式的歧视和不平等。而共和党则更像是一场“意识形态运动”(an ideological movement),喜欢诉诸自由放任、反对大政府等统一的、抽象的意识形态,其选民基础更同质化——白人、男性、基督徒、中老年人的比例要高很多。但无论如何,短期内,两党都很难建立起对另一方的压倒性优势,任何一党都无法长期主导政治议程,美国政治的极化预计仍将持续下去。

                                                在今天这个互联网时代,各种形式的灾难现场第一时间就能到达观众,人们也越来越期待政府快速应对——今天是一次经济危机,明天又是一次恐怖袭击。当这种期待经常被宪法设定的缓慢、审慎的立法程序挫败时,公众就会产生现行体制已经无法有效应对危机的挫败感以及突破现行体制的强烈冲动,于是总统就可以诉诸民意,运用紧急状态的修辞,证明自己突破权力约束的合法性。

                                                既然美国政治的极化由来已久,对它的反思自然也早就存在了。卡罗瑟斯认为,美国政治制度本身的一些特征,助长了政治极化。用中国人熟悉的话说,这是“体制问题”。美国政治制度的基本结构,是权力分立+两党制。通常认为,美国的两党制是高度竞争性的——两党要赢得一系列竞争性选举,才能入主白宫和国会山。这其实不仅仅是一个事实描述,同时也是一个规范判断,它暗示高度竞争性是一种可欲的品质,是美国政治制度的优点。果真如此吗?

                                                美国暴发新冠疫情时,正值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发起的特朗普弹劾案进入最后阶段。虽然最终共和党人占多数的参议院判定特朗普无罪,但他执政以来两党的党争日趋激烈,政治极化程度为近几十年来罕见,是有目共睹的。哈佛大学国际关系学者斯蒂芬·沃尔特称之为“超级极化”(hyperpolarization)。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历史学家保罗·伦弗洛认为,至少自“二战”以来,战争比喻便开始逐渐成为主导性的政治话语,它不但没有随着“二战”的结束而消失,反而扩展到非军事领域。美国人越来越习惯于透过战争的镜头看待社会问题,向一切可见或抽象的、国内或国外的敌人宣战,但在伦弗洛看来,战争思维并不是理解社会议题的恰当路径,对战争比喻的过度依赖,造成美国人政治想象力的贫乏,并阻碍了美国人正确理解并解决社会议题的能力。

                                                有趣的是,正是由于美国两党及其背后的选民难以在国内议题上达成共识,于是全球化以及从全球化当中受益的中国就成为他们转嫁危机的替罪羊。两党都将美国工人收入增长缓慢、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归咎于跨国公司的产业外包,归咎于中国商品对美国产业的冲击以及中国的“技术盗窃”“不公平贸易行为”等。美国内部政治的极化和对华政策的极端化,是美国对内和对外政治中的两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可以说,维护美国的领导地位、指责和压制中国,成为美国两党精英的黏合剂,成为美国新的“政治正确”。

                                                当前的美国正进入对外发起“新冷战”、对内出现罕见的极化政治战的历史时期。如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历史学家保罗·伦弗洛所言,自“二战”以来,战争隐喻便逐渐成为美国主导性的政治话语,它不但没有随着“二战”的结束而消失,反而扩展到非军事领域。美国人越来越习惯于透过战争的镜头看待社会问题,向一切可见或抽象的、国内或国外的敌人宣战。 特别是今年以来,特朗普政府非但不努力应对突发疫情和种族冲突,反而试图通过将自己打造成疫情紧急状态下的“战时总统”来扩大权力,对内大搞党派政治,对外不断“甩锅”中国,以至于疫情扩散、大选党争、种族冲突等因素多重叠加,将美国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极化政治时期。 本文追溯了美国极化政治的历史脉络,指出美国宪法设定的政治结构是一个高度碎片化、存在大量“否决点”的结构,这样的设计意味着,如果两党保持多数党强势主导、少数党配合辅助的局面,将有利于政治平稳有效运行;而一旦两党势均力敌,将不可避免地滑向政治极化和激烈党争,而不是合作。事到如今,对中国发起“新冷战”,维护美国的领导地位、指责和压制中国,最终成为政治极化的黏合剂。未来无论总统来自哪个党,他仍会继续动用总统在历次对外战争中扩张的对外事务权力来遏制中国。对中国来说,来自外部的压力,将是长期的。